过去的两三年间，不管是英语世界还是中国，思想类的栏目和自媒体都层出不穷，开设个人学术账号和博客的研究者和年轻人也越来越多。从最直接的目的来说，这些平台一方面试图将学术和大众旨趣连接在一起，另一方面希望将学术成果应用于更广的领域，推向更多的受众。

然而，进一步对比则会发现，英语世界和中国的总体大趋势虽然类似，其具体表现和后果却截然不同。英语世界的学术大众化更单纯，其主要的行动主体是出版商和成熟的学者，所做的基本是两件事，一是开放学术资源，二是增进与公众的交流。而在大陆，行动主体增加了很多正在进入学界的年轻人。在具体表现上，除了狭义的开放资源和增进互动外，还出现了另一种路径：用一种偏向学术的分析话语去探讨实际问题。

分析话语并不仅仅是学者所发出的论述，而更多指代一种特定的分析性层次性的论述结构。在大陆，虽然学术一向是少数人的职业，然而学术圈所使用的分析话语却一直有着很高的民间认同度。对于很多学生群体来说，分析性的话语有着更高的亲和力，它们几乎可以和思想成熟画上等号。所以过去的两三年间，倡导性的青年组织逐步失去了吸引力。依托于细分化的专业领域，互联网上新出现了更多信息与分析导向的平台。游离在具体组织之外的青年，也开始承袭分析性话语的框架，不管他们的分析对象是政治，生物还是科技。

专业化领域的建构与青年专业精英的生产是个不断循环激励的过程。在这个正反馈过程中，过去理想主义的元素被甩出了，理想主义的个人则被架空了。从言论市场整体的多元性来看，可能的论述空间变宽阔了，但对具体的单个人来说，他的表达渠道愈发狭窄，而他的阅读类型则愈发以信息而非意见为导向。某种程度上，多元允许了自由，也挤占了自由。多元和扁平看来矛盾，却可以是并驾齐驱的：整个虚拟空间都日益扁平化了。参与者从较量价值的高低，过渡到了较量营销策略的强弱。如同我在另一篇感想中所说，在各种承认政治和注意力经济交缠中，现实问题的重要性，紧迫性常常与动员结果脱节。能获得关注的议题，往往是更有趣，更有信息量，而不是更重要的。

这种脱节还只是整个文化观念转向的开始。曾经有一个天真的时代，大家都不知道学术研究的具体内涵。由于信息网络的封闭，当时的青年看不到太多可能性，他们本能地发出对于周遭环境的不满。如今的大陆青年们，也包括我自己，在更广的信息资源冲刷下，已经不屑于上辈人膝跳反射式的反对，而致力于更细致入微的钻研。上代论述者与行动者有道德理想，却缺乏分析话语，他们的倡导框架尚在，但已经失去通过代际传递下去的威望和动力。相反，每场公共讨论都能边缘化一批陈旧的作者，让更多专业青年精英浮出水面。

于是在各种年轻人聚集的网络平台上，有了更多的学理分析，更多的内部消息，和更多的阴谋论。在可能加以论述的各个领域，有专业背景，会写文章的青年都越来越多了，圈子也愈发驳杂，社会网络对个体的结构性限制从未像今天一样凸显。分析话语倾向于将价值层面的矛盾弱化，或者干脆将之搅浑，炮制一个不存在的中立观点。这在大陆对港台问题的论述中已经能够明显觉察到，分析话语和学术身份不仅仅是自我呈现模式，更是一种博取正当性来自我辩护的手段。分析话语可以进一步赋予作者参与的豁免权。比如一旦“占领”在一种分析框架下被认证为是策略上不可取的，作者就可以安全地置身事外。一旦一线参与者被认为是幼稚的，作者就占据了更高的政治正确性。他们甚至可以发展出一种意见少数的悲情感：在参与的狂飙突进中，唯独我是清醒的。

尴尬的现实在于，对此你完全无法证伪，无从批判。分析话语可以是犬儒的避难所，可以来自于理想志趣，也可以确实不带任何学术之外的目的。再者，同样的分析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，都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，它有时增进了民间的理解，有时则绑架了民间的论述；有时提供了新颖的解释框架，有时却涉嫌转移主要矛盾。连动机和结果都很难剥离开来，更别说剖析不同的动机。因此，所有对言说主体动机层面的指摘，都不仅失去火力，也显得无理取闹。分析话语作为双面的保护伞，既使得一些团队和个人在相对安全的框架内推动改变，也使得其成为不行动最大的挡箭牌。它一边不断包容新人，一边用统一的规制抹平他们差异化的棱角。学术、分析、思辨越来越不是一种行动性的志业，你眼睁睁看着这个圈子越滚越大，虚幻的认同在膨胀。

分析话语盛行于互联网的副作用不止于此。即使进行中立的研究分析，也并不表示作品不会对研究者自身造成影响。如果说现政权对于老一辈人还有着维系神话和传统的余威，它已经放弃了去博取下几代人的信任。它需要的是制造灰色的预期，让人明确感受到一点点渗出的绝望。所有关于政权的分析话语，除了提供愈发精准的事实，也在顺便广播着一个信号：政权对社会依然有着极高的渗透和控制力。事实上有意无意间，威权政治正在通过分析话语及其知识生产机制，制造越来越多清醒的看客，并让这样一种看客心态在社会中进行交叉感染。对于新加入的学者来说，对于大格局的认识越是清晰，就越意识到个体力量的单薄。越是怀疑自己的能力，就越发拘囿于一个论述的圈子。而学术成果作为补偿性的心理支持，逐渐反噬了研究者的行动力。

从根本上讲，和一群使用相似研究工具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学术会议，并不意味着学者们拥有同样的问题。幸运的时候，学术让人重拾共同体的感觉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它只是让人看清这种分类方式的虚伪。所以，对于想在大陆进行行动研究，或者单纯是希望通过学术来推进社会的青年来说，他们踩到一个尴尬的夹缝：既不想复制上一辈行动者的策略，又无法在现有的学术规制下施展拳脚。他们原以为学术提供的是更广的言说和行动土壤，却发现圈里圈外都鱼龙混杂。在失望中他们会发现，放弃用学术来定义自己，才是获得新身份的开始。

面对上一代行动者智识背景的褪色，现有学术体制的无所作为，学术的大众化、与大众议题的专业化是两条可行，却也布满陷阱的道路。分析话语试图去开创并重建理性的互联网生态，却也让大环境趟上了洗不掉的泥污。这当然不能怪罪于话语本身，而取决于话语背后面目模糊的青年精英们。伴随加速的代际更新，文化平台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迁移，在多元、专业的新广场上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据点，而同时，每一种声音的传播又变得如此艰难。

这种帖子就没人回？

那媒介的话语失焦呢